各省高官和将领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进京面圣，这叫陛见。这不仅是官员对皇帝的基本礼节，更是皇帝亲自考察下属的重要机会。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，皇帝能直接了解地方官员的能力和表现。

明朝初期，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，各地行政官员，包括省级、市级和县级的长官，每年元旦必须进京朝拜。然而，这一制度并未持续太久。主要原因在于，这些官员一旦离开自己的管辖区域，许多地方事务就会陷入停滞。此外，部分省份与首都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，官员往返一趟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。

明朝中期之后，地方官员的朝见制度有了明确的规定。省级官员中，布政使、按察使这类文职高官，以及提督、总兵等武职要员，每年都需要进京面圣一次。至于其他级别的官员，则根据具体情形而定，有的隔几年才进京一次，有的甚至不需要面见皇帝。这种安排既体现了对重要官员的重视，也反映了对不同层级官员区别对待的管理方式。

清朝入主中原后，基本照搬了明朝的行政体制。最初，各省的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以及提督、总兵等官员每年都要进京面圣。到了康熙年间，考虑到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工作量太大，朝廷就取消了他们进京述职的规定。从那时起，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权力和地位就一路下滑，慢慢变成了总督和巡抚的下属官员。

地方高级官员进京面圣，主要是为了直接向皇帝陈述工作情况。然而，随着秘密奏章制度的广泛推行，许多关键事务已经能够通过密折单独上奏，这样一来，每年一次的当面汇报就显得有些重复。尽管如此，地方重臣不亲自进京面圣又违背了朝廷的礼仪规范。因此，从乾隆时期起，朝廷制定了相应的具体规定。

【首先规定了陛见的年限】

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，只有总督和巡抚具备直接面见皇帝的资格，这是他们独有的权力。至于布政使、按察使、盐运使等地方官员，除非皇帝特别下令，否则不得擅自离开辖区前往京城觐见。这一规定确保了地方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，同时也维护了皇帝的权威。通过这种制度安排，清代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官员的活动范围，防止了因频繁觐见而可能引发的行政混乱。

尽管朝廷规定了地方官员需面见皇帝的流程，但实际上，各省总督和巡抚在正式觐见前，通常会主动向皇帝提交奏章。这种行为不仅遵循了朝廷的规范，更彰显了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与敬意。通过提前上奏，官员们展示了对皇权的尊重，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朝廷职责的认真态度。这种做法既符合礼仪，又强化了君臣之间的纽带关系。

然而，总督和巡抚作为掌管一省或多省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若每年都需进京面圣，大量时间将耗费在往返途中。一旦途中发生紧急状况，必然会对国家军政要务造成不利影响。

《大清会典》规定，靠近京城的直隶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四省的总督和巡抚，每年需要进京述职一次。对于两江地区，则采取了总督与巡抚分别进京的制度，具体安排为两江总督与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的巡抚，每两年轮流进京一次。此外，福建、浙江以及两广地区的总督和巡抚也是按照轮流的方式进京述职。

江南地区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，承担着税收、漕运和盐政等关键职责。皇帝偶尔会直接召见当地总督和巡抚，了解政务状况，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，通常只在特殊时期进行。相比之下，云贵、两广、陕甘等偏远省份的总督和巡抚，则需要每隔两到三年才轮到一次进京面圣的机会。

各省武将的述职周期比文官要长得多。具体安排是这样的：如果一个省同时配备了驻防将军和两名副都统，那么他们每三年轮换一次，分三批依次进京；如果只有一位将军或都统加上一名副都统，则每四年轮换一次，分两批进行。这种轮替制度确保了各地武职官员定期向朝廷汇报工作。

山海关、热河等地的副都统每三年需要进京述职一次；总管和城守尉同样每三年申请一次面圣机会，若皇帝未予批准，则需在第二年再次提出申请。

在绿营体系中，直隶提督以及马兰镇和泰宁镇的总兵享有特殊待遇。根据规定，直隶提督每两年需进京面圣一次。而马兰镇和泰宁镇的总兵则采用轮换制，每两年由其中一位前往京城。这种安排既保证了皇帝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直接掌控，又有效维护了地方驻防的稳定性。

全国各地的提督和总兵通常每三年需要进京面圣一次。不过，伊犁总兵由于地处偏远，离京城太远，所以规定在任职满五年后，无论是否继续留任或调动，才需要申请面圣。台湾镇总兵的情况更为特别，他们只有在晋升或调动时才有资格申请面圣。

【其次是入京陛见的礼制】

清代初期，地方高官进京述职是朝廷的一件大事。这些省级总督、巡抚和将军们前往京城时，排场相当气派，随从队伍庞大，常常带着上百名护卫和随行人员。这种大规模的出行不仅给沿途的驿站带来压力，也让国库开支大幅增加。

自康熙年间起，朝廷对地方高级官员进京的制度进行了改革，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则。所有需进京面圣的地方高官，都必须依照规定使用兵部颁发的勘合和火牌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必须持有朝廷统一配发的通行证件。

清朝的驿传网络十分完备，管理体系也相当规范。各级官员使用驿站的权限都有明确规定，一旦有人仗势欺人，过度使用驿站设施，必定会遭到惩处。

对于随行人员的规模，朝廷有明确规定：地方最高官员如总督、巡抚、将军等，其随从不得超过六人，护卫士兵上限为十五人。此外，还特别强调，官员进京面圣时不得携带家眷。若官员需要运送贡品或贵重物品，则每辆运输车辆可额外配备两名士兵随行保护。

乾隆时期开始，朝廷为进京述职的封疆大吏安排了专门的住所，贤良寺便是其中之一。甲午战争结束后，李鸿章曾在贤良寺居住多时。这一安排体现了朝廷对高级官员的重视，也显示了贤良寺在当时的重要地位。

各地总督和巡抚虽然比不上京城里的高官显贵，但也是朝廷的一二品大员，在京城的安全问题还是有保障的。不管是出差还是进京面圣，他们都会带着官印，凭借这个就能从顺天府调派人手。按照朝廷的规矩，总督巡抚出行用的轿夫、护卫，还有仪仗队，都是由顺天府负责安排的。

清代实行的官员进京面圣机制，原本是君主用以考察地方要员政绩并展示皇权威严的重要手段。但这一制度在清朝末期逐渐流于形式，失去了原有的监督功能。